凉山州推进本地数字生活平台建设工作培训会召开

我们小学上课时南腔北调，刚开始听不懂，但慢慢也听懂了，我们这代人听方音的能力特别强，南腔北调都可以听懂，蒋介石的浙江国语，牟先生的山东国语，鲁实先先生的湖南国语，我们都听得懂，如果不是这个大动乱，他们能到台湾去？ 我来自农村，父亲读书不多，但是他的所想所行可全部是中国传统的儒道佛的那些东西，从哪里来？从戏曲听来的。

必须严肃指出，在疫情未得到控制之前，谈论所谓的拐点，传达盲目乐观的情绪，都是有害的。若当事人是感染者或疑似者，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解决其内心忧虑，不能以任何理由非法和随意剥夺他人权益，这本身也是一种犯法，也是一种对文明的践踏行为。

顾如：需要作一个区分。双方都做些让步，双方都要理解对方。墨家指责孔子，说孔子在齐国失意之后，派子贡到处煽动战争。我认为可以拿广州作为一个治理的范本。墨子说杀（牺牲，损害）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

他们确实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但却没有积累到相应的业务经验，自然也没有相应的业务水平。道家认为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我小时候也听戏曲，上了小学中学，真正开始自觉地要为中国文化努力奋斗是在高中一年级。

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对话者是牟先生，很多想法跟我的老师牟先生不太一样，跟我老师的老师熊十力先生反而比较接近。不是我们要去修正儒学的哪些部分，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能发现哪些已经过时了，以前晨昏定省的方式当然是重要的，但现在恐怕不是去帮父母温被，而是去帮他们装一个电暖器就好了。举个例子，若祖辈父辈儿孙辈买房子能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多好，若能给予无息贷款，三代住在同一小区，自然人伦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至于大学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个儒学研究机构，我觉得那是很好的。

但是，要来推展人文教化所必要有的东西，也不一定标举非儒学不可，其他的也行啊，我做了，但是成功不必在我。牟先生谈的这个部分，大家后来太强调了，于是就有了道家到底是实体形态形而上学还是境界形态形而上学的争论，这个争议其实有一点可惜，牟先生原先提的不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同门的学者把这个问题拧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了，结果就扯了很久，我认为这个不是问题。

原载：《洙泗儒话》 进入 林安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学刊》：先生是如何接触和学习经典的，儒家情怀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发的？ 林：高中我有个国文老师杨德英先生，影响我很大，那时候就喜欢上《论语》了，他的父亲是从大陆去的一个将军，杨老师的先生是蔡仁厚先生。文化在民间是永续生长的，华人民间一直有这个传统，不是官方指定非如何不可就会怎样。我常常说文化是长远的，政治是一时的，人性是真实的，天理是永恒的。

再慢的话，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对文化的发展，都有妨碍。在学术里头，面对真理的时候，当仁不让于师，大家是平等的，不要让两千年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的东西又跑回来。回到王夫之，重视历史性与社会性。蔡先生是牟先生的大弟子，后来牟先生也成为我的老师，牟先生是山东人，蔡先生是江西人，蔡先生夫人是山西人，这不是1949带来的因缘吗？你看当时的国学大师，画家、书法家、艺术家，内地很多人才都到台湾去了。

《学刊》：相对于大陆来说，林先生如何评价海外新儒学的特色与倾向性？ 林：我认为海外新儒学是很重要的，在整个中国大陆处在困境的状况之下，中国文化花果飘零，需要灵根自植的时候，在海外生长了，还在继续生长，生长可能必须面对另外新的议题，不是如何开出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之后，如何应对人的身心灵的不安，与其他不一样的文明的核心部分怎样交谈跟对话。做个比喻，张大千胡子很长，以前常在历史博物馆旁边的荷花池边上散步，也喜欢画荷花，碰到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就说，爷爷你的胡须这么长，很漂亮，想请问您晚上睡觉到底放在棉被外面还是棉被里面啊，张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回答道：爷爷回去想一想看一看，结果回去当天，晚上整个没睡着。

我的理解与诠释，大概带有自己的转化与创造。孔子集大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是历史的延续、继承和发展。

《学刊》：相对于他的弟子们，林先生如何看待熊十力先生本身的独特价值？ 林：熊十力整个学问的脉络分两个，一个属于形而上学的脉络，以《新唯识论》为主，另一个便是经学的脉络，从《读经示要》，到后来的《原儒》，基本上是很完整地继承了春秋公羊学的传统，并且进一步有发展，当然也想到了中国从1949后的变化，还是想让儒家的东西和社会主义有一些结合的地方。总的来说，那个年代比较重视，但相对来说，还是民间做得比较好，台湾很清楚自己是汉族文化的区域，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按照天道天理来做事。就基本经典的话，有机会四书五经还是都应该读的。《学刊》：林先生认为传统儒学中有哪些不足之处，亦即有哪些需要修正的东西？ 林：儒学的基本内容并没有被固定化，但就一个常道来讲，有个基本范围，就是对宇宙，对人间、对万有的爱和关怀。我们小学上课时南腔北调，刚开始听不懂，但慢慢也听懂了，我们这代人听方音的能力特别强，南腔北调都可以听懂，蒋介石的浙江国语，牟先生的山东国语，鲁实先先生的湖南国语，我们都听得懂，如果不是这个大动乱，他们能到台湾去？ 我来自农村，父亲读书不多，但是他的所想所行可全部是中国传统的儒道佛的那些东西，从哪里来？从戏曲听来的。但是要生长，光拿着一些语汇去跟洋人谈没用，这个生长要通过具体的政治社会去实现，就像刚才提的，法令变一变，可能大有帮助，三代买房在同一小区，给予无息贷款，三赢，国家赢，人民赢，社会也赢。

熊先生的《原儒》讲的就是孔老夫子，不是历史事实的《原儒》，而是道德理想的《原儒》。《学刊》：先生如何看待牟宗三先生分判道家为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林：我认为所谓境界形态跟实有形态，这种区分，牟先生其实意在强调中国哲学不是古希腊以来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一种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学，道家的道不应该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而上的实体来理解，这一点是可以说的，但是太强调主观境界形态，那就有问题。

日本统治时，台湾人是二等国民，处处受到不平等的教育，这是众所皆知的。大陆儒学的状况，目前来讲，我这样认为，它要生根，不能只是学界内部在谈，也不能像一些讲师一样，把这些东西商品化，以前有种说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觉得现在该改改这口号，现在应该是经济发展，文化生根。

真正是十有五而志于学，高一读熊十力先生的书，《新唯识论》怎么读得懂？一直到大一的时候才把《新唯识论》摘抄了一遍，勉强懂一些了，一直到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人家问我博士论文写了多久，我就说看怎么说吧，如果从阅读《新唯识论》开始，那就很久很久了。1949年以来，大陆移民到台湾的有两百万，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期间，有那么多的遗民，这造成一个新的人种跟民族的大融合，同时也是文化的大融合，回过头去看，可以说上天对台湾有一个报偿，使得台湾人有更长足的生长。

大陆儒学应该配合整个国家社会的进程，而有一恰当的发展。这就可能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有些东西是被政客炒作了，看似有些纷扰，其实，民间相对很稳定，两岸也不应该有问题，有问题就是政客的问题，这些东西，慢慢都会过去。王阳明是树立道德主体性而强调实践，王夫之虽然也强调实践，但更重视社会、政治、历史总体的落实。

若真有那么一天，倒不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认为要容纳百家，真正有互动与融通，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离得远，没有一起生活的经验，人伦就建立不起来了。

魏晋南北朝乱了几百年，但民间讲学的风气从来没有中辍过，要不然到隋唐之际怎么能出现文中子王通？十几岁便设帐讲学，门下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是贞观之治最重要的人才，我常开玩笑说，他开了唐朝宰相训练班。这个新的发展，在路向上看，好像回到了熊十力，再回到王夫之。

牟先生是具有现代性的新儒家，熊十力比较前现代，有意思的是，前现代的思考里面，竟然隐含了很多后现代的可能。我父亲那一代，也就是日据时代，有皇民化运动，不准讲汉语，称日本话为国语，但晚上回家，村落里有私塾，便找他们教三字经，教千字文。

读《论语》，生活的韵味与情味、内在的思考、反思能力会慢慢长出来，读《孟子》，养其浩然之气，孟子对于心灵内在的主体动能，有很深入的体会，这与《中庸》《易传》相合，这些可说是最基本的。其实，台湾话、闽南话，这汉语是中原古音，是以前中原世族迁徙到福建带来的。以前因为有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作为传统主义者，你若响应说不会妨碍现代化，就得说如何开出现代化，我常说纠缠了一百年的假议题，不是开不开出现代化的问题，是彼此交谈互动的问题，现代化是要学习的，这里面有同质的互动，也有异质的差异跟沟通，没有异质的差异跟沟通，怎么会有新的转化和创造？不存在如何开出的问题，居然再问如何开出，能否开出，这是当代新儒学重要的议题，但这是假议题，然而这是被时代拧成的，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情况下，伴随着船坚炮利、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拧成的错误，现在大概有机会扳回来了。牟先生很显然与宋明理学家不同，宋明理学家辟佛老，认为佛老是不好的，儒才好，到了牟先生，基本上是三教有一个基本的分判，儒家作主流，道家作支流，佛教是外来的。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同胞欢欣鼓舞，但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1949年，两岸又隔绝，造成了台湾发展上的顿挫，也造成后来发展的独特性。牟先生本身的形而上学，比如《圆善论》，都比较偏境界形态的，基本上，他是从心性的修养实践的圆，来说宇宙造化各方面的圆，这不是社会政治实践的圆，政治实践很难圆，但是可以有一个圆善，最高善还是可以提的。

他们最基本的东西就从那里学，也从戏曲中学，历史知识和为人处世的原则，都是这样学来的。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当时丘逢甲这诗句，很感人，更可见其心思就是一个中国。

要如何生根，我以为必须要出台一些好政策。但至少大陆这边文化大革命，台湾一边是文化复兴运动。